长岛有里枝自拍的理由 拍摄意味着可视化作为女性的人生
由女性自身来承担改变生活的责任，这套女性剧本从未改变
Sep 26.2020
原文：長島有里枝が自らを撮る理由。撮ることは、女性の人生を可視化すること
文本：羽佐田瑶子 摄影：RiE amano 编辑：竹中万季 翻译：Muki
长岛有里枝自上世纪90年代起作为摄影师活跃，通过摄影宣扬“我的身体属于我自己”的主张，鼓舞了许多女性。在2020年出版的著作《「僕ら」の「女の子写真」から わたしたちのガーリーフォトヘ》(从“我们”的“女子摄影”到我们的女性摄影)中，她与HIROMIX和蜷川実花等女性共同对抗90年代被称为“女子摄影”的新摄影潮流，她用在硕士阶段学习的女性主义理论对这个说法“提出异议”。这部著作不只被归为艺术书籍，你还能在社会学、女性主义等分类下找到此书，触及了众多女性。她的摄影作品引导我们重新思考在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种种不适感。
长岛的新写真集《Self-portraits》在纽约Dashwood Books出版社出版。作品选自从学生时代开始，持续拍摄了24年的自拍中的代表作。长岛有里枝说，“女性在某些时刻，需要停下来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而我正是撞上了这种情况。” 在这次访谈中，她在讲述自己”人生变迁“的过程中，坦率地谈到了至今所经历的种种不适感，我从她的话语中获得了希望和力量。
当我读到波伏娃的“女人并非生来为女人，而是成为女人的“时，只想说“千真万确！”（长岛）
─ 在阅读了《从“我们”的“女子摄影”到我们的女性摄影》这本书后，我醍醐灌顶，因为书中用平淡的语气，从各种角度理性地讨论了女性所经历的种种不适。现在相比于长岛女士当时所面对的90年代，社会对女性的态度似乎有所变化，但我仍觉得从根本上没什么大的改变。可以请您谈谈您是如何与写书的动力——女性主义相遇的？
长岛：我第一次接触女性主义是18岁时读了法国思想家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从中学时期开始，我就对自己在逐渐“成为女人”这件事感到不适应。我讨厌自己在身体上变得女性化，比如胸和腰变得丰满。
─ 小时候的长岛女士是什么样的呢？
长岛：我小时候的长相和性格都不怎么可爱，经常被误认为是男孩子。因为从小就和男孩子一起玩耍，上小学之前，我甚至还练习过“站着小便”（笑）。在上小学的时候，我也常常和男孩子们一起玩，直到10岁搬家之前，父母和朋友从未因此批评过我。其实我并不是想成为男孩子，只是觉得站着小便、尽情地奔跑玩耍很有趣，想要尝试而已。直到中学，我并没有因为性别受到任何方面的限制。回过头看，我因为第二性征的变化带来的不适感，是与随之而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被期望成为“女人”有关。比如说，我当作朋友的男孩却向我告白，我感受到了深深的背叛。虽然因为我的孩子气做出了不理智的回应，伤害到了对方，但我当时也很沮丧。因此，当我读到波伏娃的“女人并非生来为女人，而是成为女人的”这一句话时，十分有共鸣，只想说“千真万确！”
─ 在女性主义者之间，所谓的“女性气质”只是男权社会自己所制定的约定，这一点已经成为了大家的共识。正如长岛女士在您的著作中提到“我的身体属于我自己”，您从小就因为男权社会的视线感到不适吧。
长岛：从小学开始，我就对朋友的单亲妈妈感到敬佩，看到父亲对母亲的恶劣态度我会感到不解，当时也已经对身边研究性别问题的人产生了兴趣和关心。
成为母亲后，我感到自己不仅被要求成为“女人”，还被迫成为“母亲”，但我既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我就是我”（长岛）
─ 在长岛女士作为摄影师受到关注的90年代，欧美出现了比如麦当娜这样的宣传女性权利和性别多样性的流行歌手，同时也发生了以Riot Grrrl运动为代表的第三波女性主义浪潮。在日本，大家对女性主义是什么样的认识呢？
长岛：当时，田嶋阳子女士的知名度正在上升。她就是其中一位让我认识到女性主义的人。1980年代的田嶋女士，在《ビートたけしのTVタックル》（电视朝日）的节目中频繁出演，我对她的印象，是一位言辞激烈，让男嘉宾望之生畏的女性主义者。尽管我自己往往会共鸣田嶋所说的话，但那些年长男性却会引用非常荒谬的理论来攻击她。作为电视节目，这种画面可能颇具娱乐性，但作为中学生的我看到这些内容，想着“如果成为她那样的女性就会受到惩罚”，而感到十分恐惧。如果保持沉默就无事发生，为什么要故意发表那些言论呢？因此，当年大家对女性主义者的印象都很糟糕。正如上野千鶴子女士所说，那时候是女性主义面临强烈反对的时期。
─ 上野千鶴子女士指出，从1970年代到80年代，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权利运动兴起，而到90年代，反对和恶意中伤这些运动的现象集中出现。
长岛：近几年，#MeToo和#KuToo等运动的兴起，似乎新一波女性主义的浪潮即将到来，社会正在发生变化。然而，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在我年轻时，就曾经认为，由于那些推动女性解放运动的前辈们的努力，比如1986年《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的通过，我们已经进入了性别平等的时代。我曾经相信，只要足够努力，即使是女性也能被社会认可——直到我生了孩子。
─ 在经历生产之后，您又有了新的不适感吗？
长岛：对，与其说是不适感，这次是赤裸裸的现实。当我怀孕5个月时，因为当时的丈夫去美国留学，留在日本的我成为了户主。在办理生产手续和幼儿园的申请手续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显然没有考虑过母亲成为户主的这个可能性。无论是我作为新生儿的母亲成为户主这件事，还是丈夫仍然在读书，且现在没有同居这些事情，都需要逐一解释和证明。尽管我的情况完全符合幼儿园入学标准，可能由于我是自由职业的缘故，前三次的入学申请都遭到了拒绝。此外，其他和我一样入学申请失败的母亲，因为放弃了重回职场，于是她们从“待机”的群体中被除名，从结果上看，倒是成了“待机儿童的数量在减少”这样的局面。这件事让我一度绝望，但这个情绪很快就转变成了愤怒。
有时候，会因为身为“女性”而非要遭遇这些“不必要的困难”而感到不平。如果我像《TVタックル》中的另一位女性——节目主持人的助理——那样，顺利地扮演男权社会期望的女性角色，也许情况会有所不同。简而言之，我认为这个国家不愿接受那些偏离父权制框架下所定义的性别角色的女性。成为母亲后，我感到自己不仅被要求成为“女人”，还被迫成为“母亲”，但我既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我就是我”。因此，我决定在2011年以社会人身份去读研究生，从头开始学习女性主义。
─ 在生产和育儿，确实依然存在许多传统规范。比如我在生产后很快就开始工作时，周围人向我投来了冷漠的目光感。尽管平时都是我在全心投入育儿，但那些重要文件的收件人却都是户主，也就是我的丈夫。经常会觉得，“凭什么？”
长岛：是的，我很理解。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比如我的丈夫从海外每三个月回来一周，当他抱着儿子时，路过的人都会夸他“好爸爸”。而在剩下的两个月零三周里，我每天都是这样，却从未收到过赞美（笑）。
如果我选择廉价的报酬，那么接下来的女性创作者可能会被说“她当时就是这样的”，陷入无法说出自己的想法的困境之中。（长岛）
─ 您在《‘我们’的‘女子摄影’到我们的女性摄影》这本书中提到，这次新出版的摄影集《Self-Portraits》从您24年间的自拍中选出来的。
长岛：其实，在这本书出版之后，摄影机马上就出版纯粹是一个巧合。摄影集的出版前前后后花了不少的时间，但从结果上看，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 2017年，东京都写真美术馆举行了长岛有里枝女士的个人展览『そしてひとつまみの皮肉と、愛を少々（一小撮讽刺、再撒上一点爱）』中，通过幻灯片的形式，展出了近700张自拍。听说您这本摄影集是以这次幻灯片为原型制作的，请问这个项目是什么时候开始构思的呢？
长岛：在个展召开的一年多前，我在纽约给Dashwood Books出版社的David Strettel先生展示过这个幻灯片。但当时并没有聊到摄影集的事情。不久，他到日本后找到我，提议把这个幻灯片做成一本书。展览后，其实有一些出版商联系过我，但因为这个系列对我个人来说非常重要，我希望合作方不仅能理解照片的理念，还能够理解我作为创作者的立场和价值观。而Dashwood Books早先出版的题府基之的摄影集我个人特别喜欢，在与David和工作人员须田见面后，我也觉得他们是可以信赖的。
─你的判断是凭直觉吗？
长岛：摄影师很善于观察他人的表情和各种细节。此外，在版权方面，当我坦诚地表达我对在网络宣传上，展示裸体照片很不安时，他们总是认真倾听，理解我的感受，从未让我觉得被轻视或让我怀疑自己的无知。有一些人认为，帮助艺术家出版书籍对他们来说是很难得的，所以艺术家不应该收取任何版权费。但我对我来说，用金钱来作为我创作的激励是很重要的。艺术创作对我来说不仅是工作，更是我的生活，我会仔细评估对方是不是对我足够的尊重。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金钱对女性自立至关重要。经济独立关系到自尊、选择怎么样的伴侣和组建怎么样的家庭等问题，对于在职业选择上比男性处于不利条件的女性尤为重要。如果我选择廉价的报酬，那么接下来的女性创作者可能会被说“她当时就是这样的”，陷入无法说出自己的想法的困境之中。
David每次来日本时我都会见他。有时候因为《女性摄影》的截止日期临近，其他工作进展缓慢时，他会等我，说“没关系，先把其他事情做完，我也有其他工作要做！” 尽管这本书是在新冠疫情愈演愈烈的日子里完成的，但这段经历对我们创作方来说却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前前后后花了4年多时间，能有幸与这些优秀的人合作，成果让我十分满意。
─逛个展的时候，幻灯片令我印象深刻。我看到了一个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所经历的种种沉重，以及女性在面对不同境遇时所展现的苦恼和适应力。记忆中，我把这些和自己的人生经历相对照。
长岛：这些照片，早期的裸体照片通常是好几张一起展示的，但是当我按时间顺序来回望这24年的自拍时，我震撼于它显现出的另一种面貌。女性经常会面临被迫调整生活方式的局面。例如，结婚后需要改变姓氏、因为伴侣的转职或换工作而跟着换工作，在生育后休育儿假，调整工作的强度或者更换行业…现在的社会结构，造成了由女性来承担这个角色会更合理的情况。因此，现在仍然有很多女性，选择通过改变自己生活的方式来维持家庭。大家也许能从这本摄影集中发现，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我使用了不同的相机。
我希望大家能透过这些照片看到一位女性人生的变化。（长岛）
─从一些个人照，能很明显看到生育前后的变化。
长岛：是的。从照片中能发现，有一段时间，连上厕所的时候，孩子和狗都会跟着。当时即使想独处但完全无能为力。不过，随着摄影集接近尾声，你会发现我又回到了一个人的状态。希望大家能透过这些照片看到这与1995年出版的自拍集《YURIE NAGASHIMA》截然不同的一位女性人生的变化。
─您开始自拍的契机是什么呢？
长岛：背着背包的那张照片是我的第一次拍摄。契机其实很简单，因为大学的摄影课上有一个作业是“拍摄日本人的肖像”，但那个夏天我计划整个月都待在欧洲。我问老师能否拍摄外国人的肖像，结果被拒绝了。无奈之下，我只好拍自己。
─老师的反应如何？
长岛：我感觉老师并不喜欢这些照片。他既没有夸我，而且当我开始拍摄裸体照片时，他呵斥我说“拍这个早了10年”。如我在书中所写，当时人们认为拍摄女性裸体是男性的工作。那个时代对性表现已经开放，利用这个时代背景的男性社会借此让女性脱下衣物，而脱衣的女性中很多最终背负了社会的污名。
另一方面，海外则出现了许多新的表现形式，包括含有裸体的作品。像麦当娜这样的强势女性出版了《SEX》这类摄影集，罗伯特·梅普尔索普、贝蒂娜·兰斯和南·戈尔丁等作品也传到了日本。由于美元贬值，接触海外文化变得相对容易。这些也可能影响了我的作品。
当我做裸体模特时，我被迫演他人眼中的“女人”，而非真实的“自己”，这让我非常不愉快。（长岛）
─在《Self-Portraits》的开头采访中，您提到“很庆幸选择了裸体照片这种表现方式”。能否详细说明一下您为何选择自己拍摄裸体照片？
长岛：在上美院时，我曾多次接受了做裸体模特的请求。在那些时候下，我感到被迫在演他人眼中的“女人”，而不非真实的“自己”，这让我非常不愉快。这些人并不在乎我是谁，只要有乳房、年轻且长得可爱就可以了。作为绘画的客体，我被要求扮演一个与我真实自我毫无关系的女性。像是头戴羽毛装饰、瞪着眼仰视镜头等，这些我平时绝对不会做的事情。
有了这样的经历后，早期的裸体照片我没有办法让朋友做模特，所以只好拍摄自己。而且，我觉得将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清晰准确地传达给别人，如我所愿地完成拍摄是不切实际的。如果经济上更宽裕一些的话，我当初可能会找模特来拍摄家人的裸体照片。结果并没有那个余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女性主义的研究，我现在能够更加清晰地将作品的背景用语言表达出来。
─当时有将您的照片说成是“用感性来拍照的女子摄影”的评论，但实际上完全不能这么说。这种对“女人”的刻板印象，似乎连评论界也受到了威胁。
长岛：确实如此。关于“女性”的刻板印象在评论界被这样轻易引用是很不恰当的。 例如，通常认为的“女子摄影”家会使用紧凑型相机，但我书中的早期自拍大多使用三脚架和单反相机，在拍摄时精确调整构图、测焦距、使用闪光灯来增加景深，确保对焦等等，这些都是非常考验技巧的拍摄方式。相反，自从有了孩子后，常常只能腾出一只手，这时紧凑型相机就派上了用场。这些选择与“流行”或“女性”无关，而是和许多摄影师一样，根据场景选择最合适的器材。
现在，大家为了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完美的照片而压力很大。因为很难用自己的眼睛来看到自己的真实面貌，所以透过镜子或照片中自己的形象便成为了唯一的标准。一个让我觉得很有趣的现象是，对一些人来说，用修图软件加工过的照片是更真实的，但我担心这可能忽视了自我肯定和自尊心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当我拍摄自己的照片时，已经看不见以前那种随时都看起来还算可爱的自己了。但不可思议的是，我觉得这样的自己也很好。摄影集的后半部分也包含了这种自拍。